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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年回眸:从《瞬间》中读懂浙江为何盛产“老板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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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-07-06 13:39: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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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爱倩 (右) 在老市场喜迎老书记,她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第一代创业者。 科普 供图

  中新网杭州7月6日电(记者 奚金燕 胡亦心)浙江,一个被誉为盛产“老板”的省份。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、中国民营经济重要发祥地,浙江始终以其独特的发展模式,吸引着诸多目光。

  知所从来,方明所去。浙江民营经济是如何崛起的?温州模式是如何萌芽的?义乌是如何从贫瘠小县跃变为“世界超市”?翻开《瞬间:重返浙江红色现场》(以下简称《瞬间》)一书,或许能从一个个党史“瞬间”寻得答案。

步鑫生在厂门口迎接工人上班。 海盐宣传部 供图

  从无到有,在改革开放春风中萌芽

  浙江的腾飞,转折点在改革开放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演进中,敢为人先的浙商探路先行。

  在《瞬间》一书的《步鑫生:一把剪刀剪开中国企业改革的帷幕》篇章中就记载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瞬间:1979年,位于浙江海盐的海盐衬衫总厂出台了一项规定,实行“实超实奖,实欠实赔,上不封顶,下不保底”,“大锅饭”制度就此打破。时任海盐衬衫总厂厂长的步鑫生用一把剪刀“剪”开了中国企业改革的帷幕。

  “工钱工钱,做工才有钱”“劳保劳保,有劳才有保”“干部干部,就要先干一步”“谁砸我的牌子,我砸谁的饭碗”“靠牌子吃饭能传代,靠关系吃饭要垮台”……这些经典的“步式名言”放在今天的企业里很寻常,但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,后来一度成为“管理圣经”。

  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帷幕缓缓揭开,在浙江这片创新创业的热土上,民众首创精神得以发扬,民营企业主开拓着合乎本地特色的改革发展路子,“温州模式”“义乌经验”相继涌现。

  《瞬间》中记录的一场“县委书记与农妇之争”正是浙江义乌市场开放的“起点”。那是1982年5月的一天,彼时的义乌土地贫瘠,农民光靠种田生活难以为继,于是有胆子大的农民选择了偷偷摆摊,补贴家用,然而这一行为在当时被视为投机倒把,是被禁止的。

  在多次被打击办的人追赶后,走投无路的农妇冯爱倩决定要去义乌县府大院讨个说法,遇到了当时的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。后来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里,冯爱倩详细讲述了生活的艰难和摆摊的辛酸。

《瞬间:重返浙江红色现场》。 王刚 摄 摄

  正是这次谈话,让谢高华意识到,义乌农民生活何其艰难。当时中央政策还不明朗,谢高华决定,就算不要乌纱帽也要让老百姓富起来。

  1982年9月5日,义乌以稠城镇市场整顿领导小组名义,发出开放市场的通告。后经过几次扩建,如今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已辐射全球,成为“世界超市”。

  历经跌宕,从野蛮生长到高质量发展

  历史的意义总是在回望的时刻愈加清晰。浙江民营经济崛起的那些年里,改革并非一条平坦的直线,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受意识形态、产业交替、经济周期等诸多因素缠绕,风雨跌宕。

  在《“温州模式”再回首》一篇中,就记录了1982年温州“八大王”事件。该事件在干部民众心中造成了巨大阴影,成为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的拦路虎。

  后来,温州“八大王”错判案件相继得以平反纠正后,这一冰冻的局面才被打破。也就在这一时期,南存辉和几个朋友合作办起了一家小工厂,也就是正泰的前身——乐清县求精开关厂。

  1984年,温州乐清柳市五金电器经过了几上几下,但发展迅猛,而民众个体办企业达到15000多家。同样的场景也在温州苍南宜山、温州永嘉桥头等地上演,以家庭工业、商品经济、个体经济为特点的温州经济引起全国各地的极大关注。

  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曾总结道,温州成功的经验就是“不管”。因为鼓励农民大胆、放手创造正是改革初期最重要的方针,先让农民干起来,然后各级政府再在实践的基础上加以总结、提高。

  “温州模式”姓“社”姓“资”一直饱受争议,使民营经济带着“镣铐”前行。直至1992年春南方谈话后,才统一认识,肯定了“温州模式”的市场化、民营化的发展道路,这也再一次激发了老百姓从商创业的积极性、创造性。

  然而,走在前面的浙江也较早面对成长的烦恼、转型的阵痛和蜕变的艰辛。

  在《浙江民营经济崛起的那些年》一篇中写道:20世纪80年代末,温州的假冒伪劣产品严重损害了温州乃至浙江的声誉,同时记录了一则小故事:时任浙江省副省长柴松岳在苍南市场花了5块钱买了一条“真皮带”,结果后来一打喷嚏,就崩断了!里面居然是一层马粪纸,外面用破布包起来的。

  这个插曲最终推动了温州假冒伪劣商品的治理。1989年,国务院七部委组成一个整顿检查组进驻柳市,治理电器行业,一大批不合格的电器厂被迫关闭。“大整顿”过后,求精开关厂转型发展,忠于“求精”,非但没有死去,反而越做越大。这也成为浙江民营经济从野蛮生长到高质量发展的缩影。

  迎风逐浪,在数字化改革中勇立潮头

  在“零资源”的土地上“无中生有”,在“七山一水二分田”的狭小土地里“点石成金”,在“四千精神”的加持下,浙江民营经济不断迎来新的发展阶段。

  进入21世纪,围绕党政机关整体智治、数字政府、数字经济、数字社会、数字法治的数字化改革,为浙江民营经济注入了新的发展动能。

  《瞬间》的《之江潮涌:数字化改革启幕》篇章中记录:2003年1月,“数字浙江”建设拉开大幕。18年来,“数字浙江”建设成为浙江发展蜕变的重要引领。特别是2017年以来,数字浙江建设加速推进,大致可以分为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、政府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改革三个阶段。

  衢州,浙江最早探索实践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地区之一。2014年底,为便利企业办事,衢州在办理商事登记业务中将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、营业执照等“三证合一”,后来又拓展到社保登记证和统计证,希望实现“五证合一”。

  2017年,打破部门壁垒,建成综合受理窗口,并将材料在后台高效流转的“一窗受理、集成服务”模式在衢州市行政服务中心被探索出来。当地30多个部门的1400余个事项,被整合成投资项目、商事登记、不动产登记等六大板块,民众和企业由“跑多个窗口”变为“只跑一个窗口”。

  2017年2月,浙江省政府印发《加快推进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实施方案》,将衢州经验推向浙江全省,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由此破题。

  随着办事成本的不断降低,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,浙江市场经济活力被进一步激发。截至2021年3月底,浙江省共有各类市场主体816万户,其中企业有300万户,个体工商户500万户。按照现在常住人口的规模来看,8个浙江人里面就有1个是老板。

  站在建党百年的重要节点回眸,浙江为何盛产老板?答案或许就藏在这一个个“瞬间”。

  据悉,《瞬间:重返浙江红色现场》一书由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与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、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(杭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)编撰,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。(完)

责任编辑:苑菁菁